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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大井架东川铜业文明的再思考

编辑日期:( 2015-04-25 10:59:23 )  点击:47850次  来源:德泉矿机
位于东川北郊的落雪矿下了一场小雪。这里是高海拔山区,气温常年较低,即便夏季,也间或有雪,“落雪”这个极富诗意而又略有些寒意的名字,便因此而得。 不过,它近期频频见诸媒体,是因为一个曾经矗立于此的庞然大物——大井架,亚洲最大的工业井架之一。 大井架原址直径约6米的大井口,已被水泥封盖着,上面是一层厚厚的灰尘,还有一层薄薄的雪。下面,是300多米深的竖井。当年,它和地面60米高的大井架一道,构成了落雪地下矿石运输系统。 这个东川人极为亲切的大井架,在10余年前便消逝于历史舞台。一起消逝的,还有铜都当年的辉煌。 在东川,铜业文明衰败的迹象随处可见,萧条的旧矿区、因采矿而荒芜的山坡,还有冷清的外国专家楼…… 2009年3月初,国务院发布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,东川赫然在列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,作为铜都的东川,曾经引领中国铜业文明攀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;如今,东川的没落,背后更是折射出中国铜业文明的困惑与挣扎。 今年7月下旬,东川发布消息:决定另择新址,恢复重建这座地标性建筑。 随着东川大井架即将作为一个全新产业和人文地标重新耸立,“资源枯竭”的铜都东川又将拉开一段怎样的发展历程? 引领新中国铜产业 东川矿务局在体制上同样相对独立。东川矿务局有不少人一生都不曾走出过这里,在这里生活,在这里奋斗,在这里幸福或痛苦,直至老去。 提起“我们的落雪,我们的东川”,面前颇为拘谨的68岁老人钟大林立即激动起来。钟大林老人曾经是落雪矿运输工区区长、党总支书记。在他看来,以落雪矿为代表的东川矿区以及铜矿产业,曾经是共和国的骄傲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对整个国民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 钟大林老家在云南最穷地区之一的昭通永善县。1966年,东川矿务局到当地招工时,他离开家乡,来到当时的东川市,成为矿务局所属落雪矿的一名工人。 在那个百废待兴、国家以工业建设为首要任务的年代,当工人是许多年轻人的首选,而能到当时的中国铜都东川工作,更是可以用自豪来形容。 建国后,国务院即把东川铜矿列为“一五”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,并于1952 年成立了东川矿务局,属央企。 为支持其发展,次年,重工业部提出“全国支援东川”的口号。在这个极富时代特色口号的指引下,全国各地大量有志青年纷纷涌向东川,许多矿业及相关领域的专家也到了东川。 于是,东川矿务局引领新中国的铜产业,开创了建国后的第一个高潮。 1969年4月,钟大林到落雪矿已3年,历经10余年建成的大井架开始投入使用。它是当年东川铜矿的标志性设施,也是亚洲的特大井架。大井架地表部分高60米,地下是深300米的竖井,落雪矿采出的矿石,全都经由这个巨无霸运出地面,并进入之后的选矿等相关生产环节。那时,落雪矿每天能处理铜矿石3500吨。 作为当年东川矿务局数万职工中的一员,钟大林生活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了这里——在这里结婚,迎接儿子的降临,妻子正式离开永善老家来到这里,一家三口在这里安营扎寨,儿子在这里上幼儿园、小学、技校…… 东川矿务局,这个新中国铜业文明第一次飞跃性发展背景下的“王国”,不仅因偏远、闭塞而显得隔绝独立,在体制上同样相对独立:拥有自己大学以下的教育体系、医疗系统,还专设有公安分局、人民法庭……东川矿务局有不少人一生都不曾走出过这里,在这里生活,在这里奋斗,在这里幸福或痛苦,直至老去。 后来,钟大林获得提拔,成为落雪矿运输工区区长、党总支书记。后来,他开始有意识地反思不时发生的安全事故。再后来,他默许儿子走出这个“独立王国”,到了昆明的海口镇,尽管依然在矿企(一家磷矿)工作。 “时代变了,你年轻时矿工是很不错的职业,甚至很荣耀。现在呢?如果有选择,你会让儿子和你一样进矿企,成为‘矿二代’吗?” 面对这个问题,钟大林老人迟疑半响,不置可否。尽管记忆有些模糊,但东川当年这4句口号依然清晰地在他脑海里回荡——“头顶青天,脚踏云海,胸怀祖国,放眼世界”。 身上特别能体现这种豪迈精神的,或许是比钟大林老人还要年长整整10岁的雷昌萍老人。 她16岁便在东川矿区井下挖矿。据说,当时,50公斤的水泥包,能“左手拎一包,右手拎一包,还能爬楼”,因此,被工友们称为“矿区花木兰”。这位东川采矿的功臣,后来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三八红旗手、云南省特等劳模等殊荣。 如今,早已退休的雷昌萍,在东川城里开了一家“雷大妈酸菜店”,可以说有口皆碑,人气旺着呢。 从“辉煌千年”到破产 记忆中的那个2月特别寒冷,数百工人围在法院里。“听着法官念(破产裁定书),光那些(债权)单位的名称就念了整整半天,换了3个法官才念完。” 实际上,在东川,“矿二代”从来就不是一个贬义词。尽管,矿业的辉煌早已远去。那些辉煌的前世,朴实的东川人和矿工们不一定说得明白,甚至不一定知晓,但却真真实实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铜业文明史上。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,中原已出现繁荣的青铜文化,远离中原的云南丝毫不落后,神秘的“古滇国”便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云南青铜文明的巅峰时期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八有云:“白铜出云南”。欧洲十七、十八世纪史料中,也时常提到中国白铜系云南出产。 东川有确切记载的产铜时间,是在公元83年的东汉。今年5月份,一个疑似战国前期的“冶铜部落”的逐渐凸显,更是将东川的采矿历史上溯到2400年前。 清朝时,东川成为全国钱币铸造和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,铸造的钱币归清政府所有,汤丹、落雪等地所产粗铜先运至会泽,再由软差大臣指派武官、卫队和皇家马帮押送进京,谓之“滇铜京运”。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3月,云南初创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,负责开采、经营东川的铜矿资源。历史风云际会,在政治动荡和战火硝烟中,这个经营主体不断变换,东川矿业公司、滇北矿业公司、滇北矿务局……尤其在抗战时期,国防急需铜、铅、锌用作军事材料,东川矿区的生产规模得以扩大,为战时的武器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。 跨越千年的辉煌,在东川矿务局成立后,却并没能延续太久。 曾任落雪矿运输工区副区长的沈中华,依然清晰记得法院宣布东川矿务局破产时的场景。 那是近13年前的事了,记忆中的那个2月特别寒冷,数百工人围在法院里。“听着法官念(破产裁定书),光那些(债权)单位的名称就念了整整半天,换了3个法官才念完。” 还没念完,就有人哭了,场面一时有些骚动。“大家都很激动。不过,都很克制,没闹事。” 沈中华说,父亲是东川矿务局汤丹矿上木工,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“矿二代”,在矿上出生、上学,也在矿上患病,腿部落下不算太严重的终身残疾,也在矿上结婚、生子,直至1998年退休,那年他40岁。 比东川矿务局整体破产更加让他难以接受的,还是大井架的拆除。 沈中华退休前主要的工作,便是在大井架里开提升机,负责将落雪矿区的矿石拉出地面。“一次装5立方的矿石,大概八九吨。设备必须经常检修,不过事故总难免,上世纪90年代就曾经出过一次,两个工友掉进卷扬机的通道里,没了,就像现在的电梯事故。” 虽然腿脚不太方便,沈中华却喜欢站在大井架上部的一个平台处,眺望脚下气势磅礴的乌蒙山,扑面而来的风似乎总能将他浑身的疲惫吹散。 “即便下面没矿了,采空了,也该把大井架留着啊,好歹是个念想。真痛心!”回忆至此,这位55岁的粗犷老人难掩内心的愤懑。他说,矿务局宣告破产后,大井架被送给了落雪矿所在地的乡政府,乡政府又以20万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了一个老板。据说,这个老板直接拆废铁卖,赚了不少。 责任在谁?东川主管矿业的朱绍彬副区长对此深表无奈:“这个责任很难说清。当时有两个复杂的背景,一是东川刚撤市改区不久,管理比较混乱;二是央企下放地方,两万多职工下岗,生存问题特别急迫。” “枯而不竭”与重生 “我们最近这5年的产量,超出了过去40年的总和。”虽然一再强调这个数据,但这仍远远不能让身为东川矿业主管领导的朱绍彬感到丝毫轻松。 曾经的东川,作为中国“铜都”的身份几乎人尽皆知。然而,东川矿务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经营中,仅有14年盈利,累计亏损和负债极其严重。 唯一的出路,便是政策性破产,组建全新的云南金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金沙公司),由此,金沙公司成为东川铜矿新的经营主体。 然而,此时的东川,已经被外界普遍视为铜矿资源接近枯竭。2009年3月初,国务院发布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,东川在列。至今,云南共有三座小城被认定为已经“资源枯竭”,另外两座分别为个旧和易门。 “我认为,应该是‘枯而不竭’。” 在东川区副区长朱绍彬看来,原来探明的矿资源可以说接近了枯竭,但随着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勘探,已表明还有更多新资源可供开采。 一组或可印证的数据显示:目前,东川已经发现并勘查的铜矿床、矿点,共有148个。其中,详细勘探40个、初步勘探16个、普查38个、概查54个,探明总储量391.4万吨。近年,专家们通过研究和勘查,预测东川铜储量总共可达500万吨以上,属超大型铜矿规模。 “我们最近这5年的产量,超出了过去40年的总和。”虽然一再强调这个数据,但这仍远远不能让身为东川矿业主管领导的朱绍彬感到丝毫轻松,“铜的价格波动较大,整个铜业市场也就随之会有较大波动,这是不可控的因素。另外,必须承认,东川这些年来大规模的开采,确实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。” 对于如今具体操盘东川矿业的金沙公司而言,这无疑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。 在该公司的“东川文化陈列厅”内,中国铜都近现代以来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荣辱兴衰历历在目。早已退休的钟大林、沈中华,请记者为他们在一副大井架的大照片前拍张合影。他们和多位在职的年轻人一道,在东川矿务局改制的展板前久久徘徊,反复看着上面的文字内容,颇为感慨。 其中一个年轻人,是金沙公司宣传部部长戴普峰。他介绍,在走过重组最初的谋求生存阶段之后,从2003年起,启动了“十年可持续发展战略”。如今,已处于第二个十年发展新阶段。 这个东川矿区70版的干部,与采访中接触到的大多数老东川人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他同样是“矿二代”,出生于落雪,青少年时代生活于落雪。不同的是,他本来已经“走出去”,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专业。但终究,他还是选择了回来。 谈及未来的走向,戴普峰似乎比较乐观,“目前,公司保持了年产一万吨的产能。同时,一边生产,还要一边勘探,寻找新的接替资源,不断地往深里探下去才行。” 谋求转型第三产业 陈波说,表面看来,重建大井架依然是在拿矿业做文章,但其实,东川是想借此追寻当年铜都辉煌的足迹,深度开发铜都的历史文化和铜业文明内涵。 毋庸置疑,对于这样一座已经被官方宣告“资源枯竭”的城市,最难的,便是可持续性发展。 “必须调整产业结构,必须转型。”面对晚报记者的发问,东川区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长陈波说,东川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证明,只有按照“一产做特、二产做强、三产做活、整体做优”的发展思路,才可能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。另外,区委、区政府还部署了“十大攻坚”战略,除产业转型攻坚外,还包括交通建设攻坚、城乡发展攻坚、扶贫开发攻坚、生态修复攻坚、文化旅游攻坚、社会管理攻坚等等。 今年7月下旬,东川在云南省几家媒体上发布消息称,将恢复重建当年曾象征着东川铜业辉煌的大井架,并向全社会征集与大井架和整个铜业相关的各类历史资料。陈波说,表面看来,重建大井架依然是在拿矿业做文章,但其实,东川是想借此追寻当年铜都辉煌的足迹,深度开发铜都的历史文化和铜业文明内涵。也就是说,此举实际上已经转型到了第三产业。 按照规划,恢复重建的大井架,将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文和历史内涵的全新地标和景点,游客可登临其上,鸟瞰东川全城;也可在此徜徉休闲,领略东川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铜业文明的历史与变迁。为此,大井架脚下原来的选矿厂房,将配套建成一座东川铜都文化博物馆。 “当然,‘头顶青天,脚踏云海,胸怀祖国,放眼世界’,这个极具时代特色的口号,也会原模原样地出现在厂房墙上。” 在陈波看来,这句特定历史时期鼓舞人心的口号,穿越岁月的跌宕与烽烟,与如今云南所倡导的大山精神、高原情怀遥相呼应,隐隐相合。“历史不可重复,但这种东川的精神是代代相传的,必须继承下来。” 其实,东川一直在转型路上探索行进。比如,利用自然灾害的遗迹举办国际泥石流汽车越野赛,在被公认为最美的红土地举行东川红土地摄影大赛,等等。这两个赛事,均已经成为了东川新的亮点,且都拥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。 昆明电影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孟薛光,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进东川的艺术家之一。1979年秋季,他和几位画家一起前往东川采风,为乌蒙深处矿区的苍凉与牯牛寨的壮美而沉醉,一呆就是近一个月。 随后,孟薛光创作了近30副东川题材的油画,有单纯的风景,也有耸立于落雪矿上的大井架和其他矿业设施。这些作品被一直珍藏,不愿出手。但在此次东川公开征集铜业文明历史资料的活动中,他表示,愿意提供一些给未来的铜业文化博物馆。 和孟薛光一样,还有不少人纷纷响应征集行动,无偿向东川捐献了许多图片、文字等珍贵的历史资料。 与这种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晚报记者深入与落雪矿区并列的汤丹矿区,院子里前苏联和德国援助专家所居住的那栋专家楼,显得冷冷清清,甚至有些破败。 记者移步与这个院子一巷之隔的汤丹文化站,发现这里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小小的纪念馆,在“全国支援东川”号召下从五湖四海纷至沓来的56名专家的照片和文字资料,均陈列于此。 “这是几个月前刚弄的。这些都是历史,应该想办法保护起来。平时都关着,来参观的人很少。”矿上一位负责人说,“不过,我相信会越来越多。” 本报记者 温星 摄影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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